轉錄: 2011-05 天下雜誌 384期
作者: 蕭富元
http://www.cw.com.tw/article/article.action?id=5012870&page.currentPage=1
教育，已成為芬蘭最成功的出口產品。人口不到台灣的四分之一，芬蘭憑什麼摘下教改桂冠？
世界前三大新聞通訊社路透社怎麼也想不到，他們傳送給全球新聞界使用的兩張照片，竟然活生生被一個十三歲的芬蘭中學生拆穿。 今年八月，路透社轉用俄羅斯電台影片，刊登兩張俄羅斯潛艇在北極海底下插國旗的照片，住在芬蘭北方小鎮的少年塞羅丁看到報紙後，覺得怪怪的，於是動手找資料，確認這張潛艇照片是翻拍自電影「鐵達尼」裡面的一個片段。路透社被迫認錯道歉。
這就是芬蘭教育為什麼能連年驚豔全球的原因：小孩會主動想、主動問、主動找答案。 教育已然成為芬蘭最成功的出口產品。近幾年，這個僻處北歐邊界的極地國度，訪客絡繹於途。
美國、韓國、日本、英國、南非等各國教育機構與領導，遠走天涯海角到此，為的就是汲取「芬蘭第一」的經驗。《經濟學人》更在去年為文建議，歐洲領導人應暫時放下所有活動，「回芬蘭的學校上課。」
ＯＥＣＤ評比，芬蘭兩屆稱霸
自西元兩千年開始，經合組織（OECD）每三年舉辦十五歲學生能力評估測驗「國際學生評量計劃」（ＰＩＳＡ），芬蘭青少年連續兩屆在閱讀與科學兩項評比稱霸，解決問題和數學則位居第二。 「芬蘭能，為什麼瑞典不能？」書櫃上兀自擺著教育部長杜正勝九月前來拜訪時所送的關公像，談到芬蘭的優異表現，瑞典教育部次長歐斯柏格（Bertil Ostberg）不無感慨。儘管瑞典中學生在ＰＩＳＡ的表現仍高於平均水準，瑞典民眾顯然不夠滿意，畢竟，芬蘭三十年前啟動教育改革時，還是向瑞典取的經。
不光是瑞典，北歐在教育投注最多經費的丹麥和挪威，也跨海特聘芬蘭教育專家，為他們的教育體系把脈、抓藥方。 教育，讓芬蘭學生成為新的「北海小英雄」。過去二十年，世界各國前仆後繼，挹注龐大資源推動教育改革，小小一個芬蘭憑什麼摘下桂冠？ 擬定長期策略、堅持核心價值、改革師資，是芬蘭教育成功的三大支柱。
綠蔭盎然。這棟原本是工廠的白色建築物，還維持乾淨樸實的樣貌。掌舵基礎教育的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（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，以下簡稱教委會），就隱身在首都赫爾辛基市區這片幽靜的社區裡。
九年義務教育，經費政府出
七○年代初期，教委會扛下芬蘭獨立建國後最大規模的改革重擔，他們的使命是提供高品質的九年一貫義務教育，訓練出能夠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下一代。 教委會決定採用「綜合學校」（comprehensive school）的模式，讓七歲到十五歲的中小學生，不分年級，都待在同一所學校學習。在九年一貫教育中，學生課本、交通和午餐費用，全由政府負擔，經費則由中央政府出資五七％，地方政府分攤四三％。這個決策延續三十年至今，不因政黨輪替而改變。
堅持平等精神，一個都不能少
貫穿改革脈絡、促使政策成功的教育核心價值，是「一個也不能少」的平等精神。
當其他國家還在施行菁英教育時，芬蘭卻反其道而行，絕不標榜菁英，堅持每一個小孩公平受教。 從制度設計到資源分配，芬蘭教育從平等出發。六十萬中小學學生，分布在四千所綜合學校，平均每校約一百五十人，班級人數不超過二十人，小班小校的制度有利於「無一人落後」（No Child Left Behind），沒有貴族和平民學校之分。翻開芬蘭各種教育文宣，從不高調「快樂學習」，對他們來說，有了公平，快樂就不是問題。
只是，北歐國家都強調平等，芬蘭能以黑馬之姿脫穎而出，關鍵就在於用了對的策略。
芬蘭不是砸更多錢辦教育，而是選擇「專注」策略，把資源配置在「最需要的地方」，也就是初級中學（相當於台灣國中階段）和學習遲緩者身上。 在OECD國家評比中，芬蘭是運用教育資源最有效率的國家之一。 不同的是，在大多數國家，高等教育學生平均分配到的經費最多；反觀芬蘭，投資在初級中學生的經費，每人平均達八千二百美元，在所有就學年齡中最高。
說話慢條斯理的教委會資深顧問勞卡南（Reijo Laukkanen），拿出去年在瑞士洛桑大學演講芬蘭教改策略的講稿剖析，之所以做這個策略選擇，是因為「這階段的小孩正發展自己的學習方法，需要最多的資源。」勞卡南表示，從ＰＩＳＡ成果看出，芬蘭在這群初中生的投資報酬率很高。
絕不放棄學習慢的孩子
提升學習遲緩者的學習能力，是芬蘭專注策略的另一個重點。專門負責特殊教育的教委會顧問寇依薇拉（Pirjo Koivula）指出，教委會的目的是讓「每個」小孩都具備基本能力，當學生出現短暫學習困難時，老師會立即提出矯正計劃，在課堂上或是放學後進行個別輔導，費用由政府負擔。 芬蘭有將近二○％中小學生接受額外學習輔導，OECD國家平均只有六％。曾經當過特教老師的寇依薇拉邊看數據邊說，在老師早期介入輔導後，有輕微學習障礙的小孩都進步很快，一兩個月之後，就不再需要「補救」。
採用資源專注的策略還有一個好處，那就是芬蘭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沒有明顯城鄉差距。在ＰＩＳＡ測驗中，芬蘭校際差距全球第二小，不到五％（差距最小的是人口僅三十萬的冰島）。不論是首都赫爾辛基，或是偏遠北極圈的中學，測驗成績相差不大。
「排名」、「資優」犯大忌
「芬蘭沒有壞學生，即使最差的學生也很好，」以培育師資聞名的約瓦斯其拉大學（University of Jyvaskyla）教育研究所所長瓦里亞維（Jouni Valijarvi）直言，芬蘭十五歲以下人口逐年減少，將資源導入需要輔導的小孩身上，可以創造最大的國家利益，「我們承擔不起放棄任何一個人。」 且慢！學得快的人要怎麼辦？會不會是另外一種不公平？芬蘭人自有他們的邏輯：「學得快的人可以自己學，學得慢的人更需要幫忙。」
對此，五年前嫁到芬蘭、目前正攻讀教育博士的張家倩感受頗深。她曾到芬蘭的中小學實習，芬蘭學校乍看之下，毫不起眼，甚至有點沈悶；但是，看得愈多她就愈體會到，這就是芬蘭教育「平凡中見實力」的特質，老師上課總是花最多時間在「把慢的人教會」。 「寧可讓學得快的人等，也不能讓不會的人繼續不會，」張家倩觀察，芬蘭老師沒有趕進度的壓力，即使她在大學學芬蘭語，講師也總是要等全部人都學會，才繼續教新的課程。 芬蘭反對對學生進行任何形式的「分類」或「排名」，說「資優」和「菁英」是犯大忌，更沒有能力分班這回事。
二十八歲、在赫爾辛基大學任職的海蒂回憶，她念中小學時數學很好，但老師從來不會公開說她功課好，只是私下偷偷塞幾本進階數學讓她自己看。 最能展現教育平等價值的，是芬蘭政府對移民子女一視同仁的態度。 不論是否有芬蘭國籍，移民子女都能免費上學，政府還額外撥預算讓他們學習母語，每週上兩堂，為期四年。
一位住在首都近郊的台灣媽媽就說，學校原本聘請一位大陸籍教師教她兩個小孩中文，但她堅持要讓小孩學繁體字，地方政府同意她自己找台灣老師來教，老師的鐘點費和交通費由政府支付。 在專注的策略、平等的核心價值外，芬蘭教改能夠一路順暢無阻至今，還必須歸功於一群高素質的專業教師。
全球最嚴格的師資標準
回首來時路，三十年前主導教改的教委會前任主委阿侯（Erkki Aho）也不諱言，如果不是老師大力支持，配合師資改革決策，芬蘭教育絕不會有今天成果。 自一九七九年開始，教委會就定調，中小學老師屬「研究型」，必須具備碩士學歷，這幾乎是全球最嚴苛的規定。師資教育從原本的三年，延長為五年，高中生畢業申請師範學校時，除了要看在校成績，還必須通過層層面試，確認有教學熱誠與創新思維，才能擠進錄取率僅一○％的師範窄門。
專研師資培育的赫爾辛基大學教授坎薩寧（Pertti Kansanen）指出，芬蘭師範體系的唯一任務，是培育有能力的老師，並發展必要的專業品質，以確保教師生涯能夠持續進步。換句話說，在芬蘭，老師必須要有終身學習的能力與意願。
「有能力學習，才有能力創新教學，教育才會不斷提升，」作育無數教師的瓦里亞維比喻，在芬蘭，老師是一種「最愛學習的動物」。 芬蘭老師愛學習出了名，大學暑期班開課，座中最多的是中小學老師。芬蘭教育部長現在最頭痛的是缺老師，好學的老師都跑去繼續念博士；芬蘭企業也喜歡雇用老師，跟政府搶人。據芬蘭第一大報《赫爾辛基郵報》調查，芬蘭年輕人最嚮往的行業就是當老師；中小學教師受民眾敬重的程度，甚至超過總統和大學教授。
在芬蘭駐台灣商務辦事處代表史亞睿（Jari Seilonen）的眼中，芬蘭老師教的不是「知識」，而是「學習怎麼學習」。 史亞睿的母親就是幼教老師，他從小跟著其他小孩一起聽母親念書、閱讀；小孩問問題，老師不會直接講出正確答案，而是給他一個方向，自己去想、去找、去學。 挑高的天花板下，淡色木地板上，穿著各色襪子的腳丫子跑來跳去。赫爾辛基郊區小學教室裡十幾個小孩，華裔的Tina趴在桌上自己看書，對面的Sarka在畫畫，有的玩玩具、有的寫作業，教英文的老師拿著顏色圖卡，蹲在兩個小孩前面繼續比劃。
沒有吵鬧，也沒有不耐煩，老師不必時時刻刻盯著，每個小朋友都有老師為他們量身訂作的學習目標，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。 儘管門檻高，又受歡迎，教師在芬蘭並非高薪工作。在ＯＥＣＤ的調查中，不論是新進或資深者，芬蘭教師平均薪資都比先進國家和歐盟平均要低，甚至比不上國民所得較芬蘭低的南韓與西班牙。 留著一把大鬍子，在中學教物理已二十四年的史亞力屈指計算，他每月收入扣稅之後，大約有兩千歐元（約台幣八萬多元），跟大學畢業生差不多。 他笑說，家裡兩個小孩的育嬰假都是他在休的，因為太太賺得錢比他多很多。
「做老師不是為了錢，是因為我們真的相信這份工作對芬蘭很重要，」史亞力深信不疑，師資即國力，老師愈好，國家就愈強大。
嚴格要求師資品質，芬蘭政府也相對給老師和學校最大的教學自主權。教委會和教育部每四年制定並公布核心課程綱要，其他如徵聘師資、經營管理則由各校自治，舉凡班級大小、課程內容、學生課表，甚至是每年上課幾學期都由學校全權負責；至於要教什麼、怎麼教、用什麼教科書，則由老師自由選擇。
芬蘭中小學並沒有全國一致的聯合評量，學校也很少有考試；芬蘭官方也不進行教師評鑑。 被問到是否要考核教師表現，任職教委會長達三十年的資深顧問勞卡南幾乎動了氣，反問：「為什麼要評鑑老師？」他驕傲地說，芬蘭根本沒有不好的老師，每個老師都很自律，不需要打考績。 主管教育的中央教育部或地方政府，並不實施學校評鑑制度，對學校有絕對信任，再小的學校，也擁有絕對行政自主權。
赫爾辛基市內的拉托卡塔諾（Latokartano） 小學，決定在校內推行不分年級上課，一百八十個學生，每個人有自己的課表，有的人八點半上學，有的則是九點或九點半，大家放學的時間也不一樣。 學校事務的決策機關是董事會，七位董事中，有一位教師代表、一位職員代表，其他五位由家長與當地社區選出。董事會決定學校課程方針和預算使用，及聘用教師。 擁有法學和教育雙碩士學位的校長亨卡拉透露，每學期初，班級老師會邀請家長和學生一起坐下來討論小孩的學習目標，學生的學習評量不是根據和其他人的比較，而是看是否達成最初設定的目標。他們沒有成績單，只有學習報告。
「我們強調的是學習，不是競爭，芬蘭絕對不會用競爭來刺激品質。」說得一口流利英文，亨卡拉再三強調，在芬蘭，教育的目的是學習，而非競爭。
全世界最愛看書的國民更重要的是，芬蘭教育還有一筆他國難望其項背的幸運資產，那就是他們有一群熱愛閱讀的國民。芬蘭人在家閱讀的傳統已傳承四百多年，是全世界最愛跟圖書館借書的人，每人每年平均借十七本書。根據調查，四一％的芬蘭中學生，最常從事的「休閒活動」就是閱讀。在對的時間，做對的事情，有對的策略，用了對的人，芬蘭教育怎麼可能不好？
